神医

央视又在重播这部戏，反复看，发现许多细节处理的很好。今天只想分析其中一处。

一处是鲁正明行刺袁世凯失败，服下砒霜，被拥入狱中，喜来乐应他的恳求，送来一碗毒药，助他一死。

递药那个细节处理的很好。因身后许多人围观，两人不能用语言交流，只能通过眼神和微动作表达感情。

喜来乐将药递给鲁正明，鲁正明接住，喜来乐又将药碗往怀中撤，说明了喜来乐的不忍。鲁正明的手轻轻握了喜来乐一下，表现安慰。喜来乐又将药碗递过去，这次动作迅速，显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后信心坚定。此时镜头转向喜来乐面部，眼中满是痛苦，眼中含泪，身后众人是虚像。

没有台词，却传递出喜来乐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加上鲁正明放松的表情，微笑的微表情，使这段戏充满张力。

好戏是值得品味的。

《神医喜来乐》2003年播出，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和爸妈一起看的，我更多的是把他当喜剧来看，就单纯的觉得好玩，另外片尾曲《人间情多》也很好听；后来上了大学后又把这部剧翻出来看，后来又在直播平台上反复听了几遍，又有了新的感触，说几个点：

① 医道与医者仁心。

医生身上的职业光环真的太重了，喜来乐虽然是一个“乡野郎中”，但他确实有着一个医生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无论任何人来对他寻医求药，他一定竭尽所能的帮助。对比起来王天和王太医就龌龊下作的多了，王太医只是把行医看病当成一种“职业”或者是“晋升通道”，所以他只给王公大臣看病；而且作为“太医”，他的政治立场也十分的鲜明，是个保守派，身上缺了那么点“悬壶济世”的味道，当然这无可厚非，只能说王太医身处的位置太复杂了。另外为什么说喜来乐是“神医”，这个“神”不仅仅体现在医术上，从给香妃看病开的药方就能知道他很懂得上层官场的政治博弈，给李鸿章看病甚至都带了点死士的气魄，明知签条款这事是忌讳还是要义无反顾的提，喜来乐拥有高情商的前提下也能保持自己的操手，他可以为了达到目而变通，心中摆在第一位的永远是“治病救人”；另外喜来乐看病的过程中不乏“疗心”之举，劝西太后放权；说李鸿章忧思过重；甚至在结局中反复个王天和的儿子强调“你要是个孝顺儿子，就千万别说我来过”， “神医”不仅能“医人”，而且“医心”。

王天和临终前看药方

② 君子与小人

这里来说说田魁，田魁应该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很典型的“小人”形象；他出身贫苦或者说是凄苦，努力奋斗后终于中了进士。喜来乐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在他中进士后无官可做时帮他引荐鲁正明鲁大人；而田魁做了什么呢？横刀夺爱，背后告密，为了自己的前途屡次陷害喜来乐。看剧的时候我时常想，田魁坏吗？似乎还没坏到根上，他的行为大多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比看来王太医可比他下作多了，损人都不利己；所以在我看来田魁是真正的“小人”。这种小人在我们身边应该是很多的，而令人气愤的是，这种人往往本质不坏，由于善于钻营，最后混的往往都还不错。田魁最后在国民政府担任了部长，并且多次前往胡氏的墓前祭扫，编剧最后给了这样一个结局也体现了对现实中这种人的无奈之举。

落魄的田魁

③ 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挣扎

喜来乐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是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喜来乐无意之中进入了庙堂，就被裹挟进了政治旋涡。这部剧我最喜欢的冲突就是这一块，一个“小人物”的挣扎。作为一个郎中，喜来乐只知道看病救人，所以他医好了袁世凯，医好了一大批顽固的老臣，当面对鲁正明的斥责之时，他显得如此的不知所措，“难道我治病救人还治错了吗？”这种念想在他的脑中时刻回想；但喜来乐身上同时也有一种中国底层人物朴素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念想，在水师提督大人出征时高声叫好，后面义无反顾的给提督夫人诊病，给李鸿章诊病时大骂李鸿章，给日本大使的羞辱式治牛皮癣，这些举动其实是无法给羸弱的清政府一丝帮助的，但他还是做了，因为这样做他心里舒服，就好像那些因为佩洛西访台叫嚷着要踏平台湾日本甚至美国本土的社区大爷一样，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爱国”之心，荒唐中裹挟着可爱。

④ 爱情观

我记得我上大学翻这部剧的评论时，很多人都在讨论爱情，因为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喜来乐在已有妻室的情况下一直与赛西施郎情妾意，眉来眼去实在是不符合现代的价值观；不过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可厚非，只能说这种演绎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过这个情节的设计也让这部剧更有观众缘，毕竟“酸酸甜甜的恋爱”才是最有收视率保障的。

这部剧上映至今已经过了快20年，但其中的偏方妙招、人性挣扎、时代变迁甚至是喜来乐师徒之间的的斗嘴我现在看起来依然津津有味，希望其他人在看这部剧时除了神医和老板娘之间的感情纠缠，也能发现其他的闪光点。

真正的好剧不需要复杂的人物关系、剧情和线索，简单的几个人物，从头斗到尾，一点不觉得单调和乏味，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剧太少了。

导演们要么请大腕或小鲜肉，不靠剧情，只靠粉丝取胜；要么人物塑造干瘪，语言空洞，剧情拖沓；要么抄袭严重，剧情老套，脱离生活，林林总总，让人对当下电视剧质量不敢恭维。

还好，有些经典老剧还能供我们看，一遍两遍三遍，老少咸宜，都能看得懂，看得津津有味儿，看得妙趣横生，看得情难自已。

《神医喜来乐》就是这样一部经典电视剧。

经典就是经典，就像我们推荐给孩子们看经典名著一样，那些经典虽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作品了，但仍然不失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值得我们一再研读；经典影视剧又何尝不是？

因此，我不太喜欢现在频繁地对经典影视的翻拍，第一是很难拍出超越前者的效果了，其次最最重要的还是人们应该一切往前看，拍属于这个时代趣味和时代特点的作品，如果编剧们都对当下所处的时代没有观察力和表现能力，而只会抄袭和翻拍过往，那真是时代的悲哀，当然，如果有真正的实力，翻拍出独特的不同也未尝不可，但是非常鲜见。

经典，一定是因为有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独特魅力，比如卓别林大师的作品，还是默片时代的演绎，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想过再用有声音的彩色电影再演一遍？因为那是经典，再拍不但难以再拍出那种韵味和效果，也没有必要再去花费人力物力搭建那样不真实的场景去演绎，演绎不好只会是对经典的亵渎。

同样，建国初的一些战争电影现在也很难再拍出那样的韵味和感觉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是经历过真实战争的，身上也有那种真实的庄稼人和战士的味道，所以，是几乎难以复制的经典。

现在再拍影视剧，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欣赏口味的变化，大家更喜欢看衣着光鲜的战争片，所以，谍战剧开始流行，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神剧，但我们也要明白这些神剧产生的原因，好比我们看现在的宫庭剧一样，如果现在还有健在的宫庭老人的话，他们会苟同吗？一样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变化只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欣赏口味的变化而变化的，追求真实的艺术再现力，也许只有最接近那个时代的人和最追求真实的艺术创作者才能够实现。

《神医喜来乐》就是一部这样的经典，他已经很难被超越了，无论是演员、编剧、导演，任何人都无法再创那样的艺术水准了，而且是缺一不可，只有导演或者只有演员恐怕都无法再现这样的艺术水平了，最现实的例子是前几年出现的《神医》续集，演员还是那几个人，但是艺术水平和口碑评价已经是天差地别了。

再者，人可能上岁数了，越来越喜欢以人物取胜的影视作品，花里胡哨的东西越多越难以接受。妈前些年脑出血康复后行动不便，在家看电视居多，当下流行火热的电视剧给她看，总是看得昏昏欲睡，只有这《神医喜来乐》看了许多遍，百看不厌，算是她晚年比较快乐的观剧体验吧。

我想，有些导演可能有一万个理由只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管这种艺术追求是否为大多数民众所喜爱和接受，但是我要说的是，观众自有自己观剧坚持，大多数国人观剧的目的是为了快乐，而不是被教育，如果你想教育人，也请你能有本事寓教于乐，让大家不知不觉中快快乐乐地受到内心的洗涤。

一、帅炸天的演技

与当下流行的小鲜肉不同，《神医》里面的演员没有一个颜值当道的人，男一号喜来乐的扮演者李保田当时已经年过五十，男二号王天和的扮演者杜雨露更是六十有余，两位实力派演员从开头斗到剧尾，剧情跌跌宕起伏、酣畅淋漓，让人看后大呼过瘾。

1、喜来乐

我们喜欢这个角色不仅仅是因为他神医妙手，更因为他那么真实、有趣、可爱。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神医”。

他有医术，但治不了老婆不能生育的病；

他对官员十分惧怕，却在关键时刻也能挺身而出，坚持大义。

他一幅老实巴交的模样，却对邻居赛西施有纳妾之心；

他面对大义，往往能堂堂正正，却面对徒弟时毫无威严，面对老婆时，窝囊胆小。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真真实实的，就像我们身边的某个小老头一样的人，聪明，低调，惧内，憨厚，可爱。

喜来乐这个形象的经典意义在于他的真实，在于他对普通中国人形象的定义与诠释，他不是高大全式的神医，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喜夫人胡氏

她是一个只知持家务的传统女性，一心只想生养个孩子，然而造物弄人，虽然这样的桥段过于老套，但是却屡试不爽，这也为赛西施的出现赢得了一定的同情分。

喜夫人从第一集开始，就完全是一符母老虎的架势，不顾老头子的夫妻之情，当着全店伙计的面让喜来乐下跪，这也是喜来乐身为一笑堂掌柜却不太受徒弟们惧怕的原因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喜夫人也是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模样，只愿呆在小地方，对外面的天地没有什么欲望，要不是德福用京城花花世界容易引诱师父的激将法，她可能还呆在沧州老地方不愿挪窝儿。

来到京城，她仍然是那个喜夫人，没有一丁点儿的来到大地方的谨持与胆怯，即使见了王爷也没有什么害怕，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当王爷用权势压她，想成全喜来乐和赛西施时，她宁可喝“毒药”也不愿就范。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她太认“死理儿”。然而，仔细观察研究就会发现：越是出身、知识、眼界和生活空间有局限的人，越是认死理儿，他们也许是因为“经验主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不敢逃理舒适环境的原因，总之，坚持一个不愿改变的“死理儿”，把它当作人生原则，生怕踏入不可知区域。

当我们看到那些守着旧房子，无论如何不愿意拆迁和搬离危险之地的人时，我们同样能感觉到他们的心境。

另一个层面，往往他们因为对生死和道义等的理解过于简单，加上底层百姓的文化积取途径往往是戏曲、评书等形式，而这些内容往往对舍生取义的英雄倍赞有加，既符合底层百姓的生活困境和心理需求，又有相当大的社会认同感，往往会受到一些底层百姓的喝彩、效仿和践行。

有句话说：仗义每多屠狗辈，无情多是读书人。

这是因为，屠狗辈最为底层，他们原本就生活艰难，没有什么地位和尊严，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底层百姓，看惯世态炎凉，有一种内心的愤愤和不满，有一种对普通底层百姓的感同身受和理解同情，加上受评书和戏曲等底层文化的熏陶，心中有侠义精神和英雄渴望，往往反而在关键时刻能不畏时艰，甚至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这也是为什么喜夫人在最后能勇敢地替老头子顶罪，服毒自禁的深层心理原因。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他们压抑不住的感情冲动，没有那么多地“理智”的利弊权衡和得失分析，总之，生死是没有什么好细致权衡的，只要开始“细致”了，那权衡的结果肯定是生。因此，舍生取义的人，往往考虑的是“义”，而对死的恐惧没有多想。

看过某电影，编剧，明显是一个标准的精致地利己主义者，用她小知识分子的心理去揣测和描写战斗英雄，把他们的英雄行为经过认真细致的衡量计算和分析后，最终猜测他之所以要当英雄是因为想要名。这就是很多所谓的读书人不可能去当英雄的原因。因此，当年的《高山下的花环》才更有写实特点和时代意义。

田魁

科举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独创的朝廷向民间吸取人才的国家治理方法，如今，正越来越被一些人所推崇，毕竟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和文化独创性，他使得普通人有了一种向上的途径，既是一种对士族大家族等权势阶层对治国理政的垄断和把持的洗释，也是一种缓和上层与底层之间矛盾的有孝方略。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科举所考的内容相对单一，尤其是后期，越来越倾向于四书五径和八股文等内容，使得读书人离普通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越来越迂腐，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当官员，完全异于现代治国理念中的公务员，因为他们善长的是背书，而并不懂时事政治、国家方略和地方治理，甚至因为长期的读书，使得他们厌于与底层百姓打交道，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指的就是这种差异性。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田魁是个积极进取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所谓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体现非常明显。然而，他身上的人性之恶也显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正如剧中他所说，他再也不要做那个让人当狗一样的日子，因为在文人的理想信念中，对生的理解和定义要比一般百姓深刻得多，他们是对人生有着美好渴望的，有着美丽憧憬的，他们心怀着未来，总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同，并不把自己与普通百姓为伍，这一切的一切，使他们更加珍惜热爱生命。而且，在他们的字典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那就是“面子”，有时候，面子甚至比生的意义还要大。

当年，对封建时期传统文人的批判多聚积于他们也是受害者，是受封建文化剥削的精神奴隶，就像《范进中举》里的范进，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们在未中举和进士而不得志之前，事实上在普通百姓眼中，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人，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指的这种状态，可是反过来，他们却又自视清高，畅想着自己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一朝得第的未来，然而在未得第之前，如果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同时又不具备自食其力的生存本领，往往生活更凄惨。但这并不妨害他们与普通百姓划开界线，他们更爱自己，也是精致的功利主义者。

说好听些，他们因为有一种向上的通道，因此，对人生的意义认识理解更充满诗意和恋爱，心中有诗意和远方，所以，又哪能随随便便把性命丢在当下，即使是忍辱偷生，只要将来能飞黄腾达，一样是苦尽甘来，成为人上人。

而说不好听些，他们内心深处认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愿与底层为伍，即使命比纸薄，也心比天高，只想早早脱离这个低俗的阶层，混得人上人的地位。所以，原就没有什么侠义精神，热爱的是名利和地位，怎么可能会羁绊于庸庸碌碌的凡夫走卒之间过活，早晚有一天会远走高飞，寻得理想中的生活。

穷苦人，没有读书的资金实力，信奉的是英雄和侠义，希望英雄和侠客能帮自己改变生活状态，所以，东方有水泊梁山式的英雄，西方也有佐罗式的英雄。

大多数穷人不敢幻想，一生碌碌无为，安分守己，生如草芥，听天由命，极少数人不但敢想，而且勇于实践，有能力的甚至揭竿而起，誓要打破这种格局，成功者聊聊，失败者不免人头落地。

古时文化人，信奉现有体制提供的道路，努力读书奋斗，只期一朝金榜题名，自然能过上衣食无悠的生活，落得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如果这个途径被打破了，你让他往哪里寻找未来？所以，他们是不会反体制的，他们只是在争取体制中最有利的地位。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把古时文人都一棍子打死，然而田魁这样的人在古时那样的生存环境下无异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在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底层生存艰难，阶层固化严重，上升通道单一，文人们一旦通过科举中得功名，就如同溺水的人抓到了呼吸罩，哪肯放手？

赛西施

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

赛西施身上有着堪比男儿的爽快、敢爱敢狠和侠义精神，这也许缘于她的身份地位，也许缘于她的职业为人。

从身份地位来说，她是个寡妇，在封建时期，寡妇不好当，在倡导“三从四德”的古代，妇女本身就是深受文化和精神压迫的群体，如果不幸成了寡妇更是要一辈子背着贞洁牌坊的精神大山。

赛西施也是出身底层，不太有大家小姐的三从四德教育，更多得一些烟火气息和吃饭手艺。身为寡妇后，更是主事了餐馆的生意与管理，每日里出出进进，指挥各工种各司其职，并亲下厨房主刀铁狮子头，早没有了普通中国妇女的妇道，因此，便有了一份巾帼飒爽和豪爽干脆。

另外，赛西施的老板娘角色和餐馆职业，使得她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等，生意场上，要紧的是伶牙利齿，能说会道，靠一张嘴就要引来八方客，留住四方财，笑脸相迎，让客人满意；而另一方面，也会遇到不怀好意的食客，面对各种有色眼睛和调笑戏弄，自然渐渐也学会火力开怼，有的人又专吃这一套。

在中国古代，生意人可算是与主流人群不同，他们是一群自食其力、善于钻营的人。

很多书上说，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商人营商环境并不理想，他们是独特的群体，社会地位似乎也并不高。

但是翻开中国历史，早早的就有形形色色各种商人存在，饭馆、酒店、当铺、铁匠铺、染房等等，似乎环境尚可，否则哪来那么多的生意人。只是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帝王将相们没有过多的推崇和参与商业，一些帝王更是反复强调要“以农为本”，尤其是清朝时期，这客观上在西方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显得落伍太多。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历史上是商业发展极少的国度。相反，中国历史上无论唐宋和元明，商业发展都非常强，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就是当年的商业繁荣的时代样貌。

事实上，我们关心的可能是商人的地位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为文人们提供了一个上升通道，使得熟读诗书的文人有了一个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文人们获得权利地位以后，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机制。

而商人们却鲜有较好的参与政治的地位和机会。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和政治的联系的话，往往又多是一些不光彩的桌面下的交易居多。

从历史上看，商人们往往和各种官员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所谓官商勾结，绝不是近些年的新生词语。

商人发展得再好，如果没有官员依靠，往往有各种财富安全的隐忧；同样，官员们往往也希望靠营商发财，所谓千里去做官，只为吃和穿，正是真实的写照。所以，官办、官营的和官私合营的，以及官罩的都很多，形成了独特的官商利益。

然而，商人有时候又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背靠着官员有时候可能生意兴隆，但是背靠的大树一旦失势，或犯罪，自己却又往往受牵连而落得个家破人亡。

商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受重视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原因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讲究的是重义轻利，强调的是舍生取义，而商人们却正是要把利字放在第一位才能成其事业，所以，从商人诞生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受儒家待见。

其次，中国各朝各代，有时候也能重商，却往往并不真心支持其发展为巨商大贾，内心深处可能认为商人是善于钻营，与官府争利的。

我们看到在《大明劫》里，那些大族和商人们并不乐于拿出自己的财产来支持频临危亡的朝廷，可见，商人们也和朝廷并不一心。这就好比士家家族与中央朝廷的关系。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士族大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是一直在被中央削弱的，就是因为他们不受控制，容易群起颠覆中央。而商人们，发展下来，也是能做到权倾朝野的，不单是买些小官，甚至可以影响到中央一极，最著名的莫如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故事了。

因此，商人的特性决定了他一定首先注重和保护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理念不符；另一方面，商人追逐的是利益，买通官吏是常事，同时也一直在寻求政治地位或权利中枢中的代言人，又会影响王朝的治理；其三，商人逐利又藏富，影响中央税收，如此等等，势必为皇家不容。

而对于朝廷，并不喜欢心眼儿多不服管的商人，同时，又不善于把商人吸纳入官僚体制，而通过科举吸入管理体制内的文人又多不待见商人，于是便形成了中国千百年封建历史上不重商的文化现象。

而西方，与中国相比，地理面积狭小，国家间相互拥挤争斗，并不断向外寻找财富，使得它们较早地形成了商人利益集团群体，他们与政治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能抱团成事，并渐渐影响和进入管理阶层，在政治中心发声，影响决策，或亲自参与或寻找代理人，总之，政体更多地在为他们代言，并支持他们的发展。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海洋文明形态，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商业发展，而中国的土地文明，更追求安逸和守土发展罢。

赛西施身上更多的其实是侠客精神和商人性格，再加上他独特的身份和貌美容颜，使得她在现代社会上能有更大的群众基础，大家都觉得她更配得上喜来乐。

王天和

王天和身上有着中国古代官吏身上普遍存在的特性：道貌岸然，伪君子形象。

中国的官吏因为多读四书五家，受儒家影响深，所以往往说得一口子乎者也、道德文章和家国情怀。

然而，官场毕竟是名利场，人们争名夺利、挤压排挤，相互倾轧，甚至杀人灭口，夺人地位，是人性丑恶集中的地方，一个再内心纯洁的人，也难免会受污染而渐变为权利熏心、心狠手毒的人。

近些年，红红火火的宫廷剧无不是这样塑造那些盛世美颜的皇宫丽人的，于是，我们便发现每一个厉害角色，当初也都曾经是懵懂无知、单纯可爱的人，所以，从来不是哪个人天性如此，而是环境造人。

王天和，在宫廷中混饭吃，还混到了如今的地位，自然不是一般地狠人。然而，毕竟他也是饱读诗书之人，所以，满腹道德文章倒还是张口即来，所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运用得最为自如，相见面若春风，转身磨刀杀人的勾当更是得心应手，伪君子形象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真正奉儒家经典为圭臬的人，他们在官位，仍然做到两袖清风，为民请命，但这样的人凤毛麟角。

这不是儒家典籍的错，而是人性使然，而儒家典籍教导的又都是圣人理论和完人理念，官场如战场，哪容得你相当然，圣人要么去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做圣人，在复杂的人群社会，尤其是官场中生存，做圣人几乎是寻死，必定难以生存。

看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著名诗人墨客，大多并不得志，原因就是太不善于官场的勾心斗角了。

王天和自然属于这其中的佼佼者。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大不同之处就是对人性的解读。

中国文化主张“人性本善”，而西方文化主张“人性本恶”。

这种不同的主张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文化观、社会观、哲学观和政治观。

中国的人性善观更多地来自于儒家的理念，儒家理论最初只是育人思想，渐而扩充至国民教化，最后发展成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治国理论。

因此，儒家主张道德治国，期望通过教化使民善，通过儒家经典培养贤君明主，最终建成理想国度。

而西方国家的性恶论来自于基督文化，基督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它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的原罪说，这种原罪理念认定每个人从一出世便是带着原罪的。加上西方文化中善于思辩分析，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哲学发展更加快速，并逐步走向成熟化、理论化和学派化，对于人性的复杂研究得更加深入细致，于是在指导治国理政上更加倚重于对人性的怀疑和不信任上。

事实证明，儒家经典和道德文章确实也能培养出一些道德圣人，中国历史上包公、文天祥、海瑞、林则徐等都是道德圣人，然而，只有道德是不能治国理政的，懂得如何做人，和懂得如何进行某个地方或者国家的治理是两码事。

“道德模范”只需要严于律己即可，甚至他们一般还不善于与人交往，尤其是与复杂的人交往；

而官员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人性的复杂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才能使施政者立于不败并推行政令的。

因此，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并不能帮助中国更好的完善国家治理，顶多只是解决了很片面和虚幻的公平问题，而于社会公正相去甚远。

于是乎，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文人们虽然寒窗十年，但学的只是一样东西，并不懂得治国理政和与民断案，善长的只是之乎者也。不过退一万来说，至少有个好处，这样的人良心不会太坏。然而，怕就怕，一旦考得功名，封官赐印，混迹官场，很快便沦陷为官官相卫，明哲保身，难以为民作主的昏官，甚至人品也变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猖的货色。

这都是因为，再好的“文章教化”也敌不过“环境的影响”。

当然，我们民间也盛传着许多为官能胜任，周旋于官场又能保证一身清正的聪明人，比如东方朔、狄仁杰、寇准、纪晓岚、刘罗锅、徐九经、唐成等。

然而人性的复杂使我们越来越不敢相信人性本善，或者人心永善，因此，法律必须是重要的保证。

所以，如何用法律约束权力，用法律保障公平、公正，则尤其重要。如果没有法律的制衡和威慑，权力永远会抵挡不住诱惑，腐败便不可避免。

王天和这样的人，存在于古代，也存在于现代社会。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权”和“利”还是稀缺资源，王天和这样的人就会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许我们很难消灭这种处世哲学，除非我们创造出优于现存世界上所有政体的更民主更公平的体制。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人类还难以实现。也许，我们还无法构想出那种公平世界或者如前人构想的大同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反过来，如果让我们穿越时空真正到了未来实现的那一天，也许我们又难以适应和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因为我们的智慧还远远达不到那样的人性要求。

我所能想像到的是，或许实现的那一天，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达到无限透明，透明到我们的所有选择、意愿和言行都是透明的、可查的，就好比《三体》中所描述的三体星球的人一样，才有可能给予我们每个人以最大的权利。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是一个无限保护隐私的时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当前时代的人性中还有很多不愿示人的东西——每个人——不论是上层人物还是底层市民，因为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都还很多、很隐私。也许到了实现人人透明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快乐来源早已脱离现下的低级水平，就像《超体》里的露丝那样，人们最终会发现情感是人类进化的障碍，进化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疼痛、悲伤、生气、悠虑、高兴等情感的消失。

人性必然是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会在不断进化与发展，我们无从想像和知道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什么样具体的组织形式，但我们人类的理想是共同的，我们都希望人类社会的未来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沟通障碍，平等公正，和睦互爱的社会。

希望那一天能更早些到来。

中医

近些年，网络上忽然开始兴起了对中医的批判，有人还回溯到鲁迅当年对中医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已经开始渐渐发展到要否定中医的地步，让很多相信中医的人为之担心和愤慨。

然而，在西医伴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中医确实越来越沦落，看不到进步和发展，对很多中医概念又没有专家能进行科普和解读，加上一些中医神棍们混迹江湖，不断制造着各种各样的害人事件，使得中医越来越为大V和公知们所不容 。

然而，中医存在上千年，有着名目繁多的中草药方和理论典籍，并医治过无数国人，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也是客观事实，所以，对中医的神化或污名化都是反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走近和了解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认知、发展中医理论、制药和医疗技术。

笔者只是一介普通民众，并未学医，也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只是根据自己理解，浅谈一下对中医的认识。

首先，中医和西医根本不是一个理论体系，很多概念不能在一起对比。

比如，中医上讲得经络、穴道，在西医上没有理论和解剖学支撑，自然会被认为是玄学。

再比如，中医上讲的心肝脾肺肾，其实于西医上讲得也有很大不同。

比如，中医的把脉，所说的心肝脾肺肾，大多指的是经络，不是简单的解剖意义上的内脏器官。

只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二者的概念和理论的根本不同。

我们现在说的西医也许确切地说指的是现代西医，在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年的西医也没有什么先进和可取之处，愚昧的放血疗法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对西医和中医的区别感觉最明显的地方是药品，西医的药都大是靠化学提纯技术制造出来的药片，而中医的药更多的是直接取自自然，草根、树叶、兽骨等等。

一些声音认为，这是中医药品不科学的一个重要例证。

也许，中草药的药品取材是否令人放心，制药过程是否无毒无害，成品后存放和使用是否科学严谨等等都值得我们关注、监督和进一步地科学化，但是直接否定中草药能治病却又是走了另一个极端。

农村人从小接触自然多些，花草树木多能叫出名字，甚至知道它们的特性和药性。这却不是什么中医理论指导出来的，往往是生活经验所得。对于他们来说，不用告诉他们什么理论对，什么理论错，只要管用就是对的。

而事实上，不单是中医在用中草药，西医其实也在用的，只是他们大都进行了提存或化学反应变化。事实上反而西方相信中草药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一些探索求生节目里也能看到贝爷教大家认识荒野里生长的植物和它们的药性。

其次，中医和西医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中医对医生的天赋和经验要求极高，往往以手把手教徒弟的方式传递知识，而且要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才可以问诊开方，这和西医不同，西医可以复制，可以推广，一项检测手段和检测结果可以量化、标准化，然后根据结果可以进行标准化的药物治疗，这使得西医非常易于标准化，更易于建立并推广治疗措施和经验。

而中医的望闻问切看似简单，却需要医生极高的天赋和经验，尤其是切脉，没有敏感的触觉和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可能分清我们常人难以觉察的不同脉象的。也基于此，我们常人也难以认清和觉察出医生的真实诊治水平，使得一些冒牌中医和神棍们得以骗人钱财、祸害一方，也客观上毁掉中医名誉不少。

所以，中医的真假身份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难以识辩也是客观事实。

中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阴阳理论和五行相生相克学说，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概念，所谓道法自然，人体也一样，是自然选择出来的产物，所以，也和自然相通，五行学说原本是道家关于自然的解释，在中医里也被引入对人体的理解和解释。

客观地讲，中医里的很多理论和概念以及医治手段，源自道家。

道家讲究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往往乐于居于深山人迹罕至之处，冥想打座，与天地共呼吸，与自然相通话。我不知道道家的高手是否能达到静于虚无，内生智慧，感知宇宙的境界，但是他们对自我和宇宙的的感知一定是优于身处七情六欲中的常人的。

因此，一些以道家为理论基础的中医理论和概念，比如说经络和穴道等，我确信不是哪个“思想发明家”呆在屋里闭门造车幻想出来的，而一定是某些超出常人的道家高手在“自我感知”的基础上的实践经验所得。

关于，经络，似乎比穴道更加玄妙难以理解，肝经、胆经、心经、肺经、脾经、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这些等等经络是怎么发现的，它们和对应的脏器到底是什么关系，和西医解剖理论中的脏器有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现代人的近一步研究，可惜，现代社会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但是能潜心研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中医理论和经络的人却难寻其迹，实在是暴殄天物，也许，真的有一天，需要某个外国人忽然有了重大的发现，然后发现是和中医理论相契合的时候，甚至得了诺奖的时候，才会反过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和重视？

我想，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西方的自卑心理是一切原因的根本，现在国家富强了，也许，真正能热爱并认真研究中医的人也许会很快回来。

至于我，对于中医经络和穴道的理解，我认为就像现在的电脑软硬件一样，西医研究的是硬件，每个脏器都是一个硬件，它的物理构造和解剖形态是研究方向，西医善长的是介入、手术和硬件置换。

而中医理论中的各个经络，却是一个软件系统，比如肝经、胆经、心经、肺经、脾经、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等，其实是每个脏器的执行软件，就像我们的电脑，如果只有一堆硬件连接，但没有一套系统和软件，那它还是一堆废铁，无法正常运行。

中医可能就是这样，它研究的是这些脏器是如何运行的，靠什么指挥的，有什么联系等等。

比如，我们知道食物进入胃以后，胃分沁了胃液进行消化，西医看到了这些现象，可能并不知道，胃是由什么控制又是如何安排胃液参与消化的。如西医中说的植物神经、自主神经一样，这些神经是如何控制人体的，西医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也许在这方面研究的更多，只是中医的理论听起来玄妙难以理解，如果有人能真正将中医和西医很好地进行接合研究，也许，会推动人类医学事业前进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和空间。

有人说，西医看不好的病，人们没有办法了，权当死马当活马医，才会选择中医看看试试，中医沦落到现在的地步是有原因的，比如中医的检测手法不像西医检测设备那样精准高效和有说服力，比如中医用药没有西药方便和见效快，比如中医药方讲究因人施治而无法像西医药方那样普遍推广，比如中医不善长介入手术等重大疾病等等。

然而，我始终相信，“治未病”胜于“治已病”，中医将来在治未病上必定会大有作为，只是这需要中医的自强，也需要官方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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