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2001

      不知是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惨痛的伤人害己的纳粹史的缘故，德国电影不时来些人性极端性表现的电影，有时候还经常从国外的实例中去拿来。在2008年，一部《浪潮》以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教师实验为素材，告诉我们，我们离纳粹复辟，癫狂重生不过几天时间。而在更早的2001年，已有一部《死亡实验》，同样以美国的事儿为由头，告诉我们，人一旦被设定角色，将充满了多么向恶的“潜力”。

    影片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科学实验”征集参加者，包括意在进入获得有噱头新闻线索的前记者莫瑞茨在内的20人参与其中，他们被编为两组，十二人扮演囚犯，八人扮演狱警，他们要模拟监狱中的秩序，同时狱警被要求不许使用暴力。接下来的故事充满了冲击力，实验第二天形势就开始失控，到了最后酿成了两人惨死，多人受伤的惨剧。看罢本片，难免让很多人生出一生感叹，“人性本恶啊！”，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本片跟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无关，相反，它倒是表现出人性本身的无倾向性，而正是因为本身处于中立状态，所以一些外力的作用，才可能让它偏离向一方，比如，角色和角色背后认知引起的价值观塑造。

    从实验一开始，负责人就很多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的暗示性的向参与人表达了他们的角色意义。首先，他们的数量不对等，狱警八人、囚犯十二人，这也符合现实，而狱警却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一如社会金字塔结构，决定力量的不是单纯的人数，那是最原始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等级秩序的社会，你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而其中八人便被置于这也的优势地位中。其次，负责人一再向狱警强调他们的权威，就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各类媒介的影响，警察该干什么，律师该做什么，官员该搞什么，囚犯该犯什么，等等，社会各个角色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设定，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本“角色属性表”，类似电子游戏，你选择了或者被选择了这个角色，就必须与这套守则匹配。第三，秩序需要维持，就如一个刚成为经理的年轻人，你与这个角色的匹配度是起初不稳定的，你可能受到比你职级低的老资格员工的质疑，所以你需要利用你被赋以的职权，来强化你与你的角色的匹配度。片中，起初，大家都把它当游戏，尽管被分成两组，大家相互开始还打闹玩乐，但是角色的暗示已经形成，加上外力的强化，他们渐渐开始产生分界线，就如做游戏一样，既然分成了两边，你就总想“赢”下对方，于是，狱警一方开始了自身角色的强化，起初采用变相的暴力侮辱囚犯，他们愈加强势，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的囚犯扮演者也开始“入戏”，逐渐认同自身的囚犯地位，开始变得弱势，一场游戏般的实验短短的几天就真实的形成了这样的分野。

    最后，还是要说说暴力的不可控性，实验负责人最初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暴力，以为他们的规则和奖金的束缚可以控制暴力，但是同时又将如警棍等真实的暴力工具分发给狱警。这其实产生了矛盾，作为存在阶差的角色，本来就存在一种权力向下的释放冲动，很多时候，它表现的平和，如职级间的奖惩权，师生间的学业准入（准出）权等，而在片中，则是更极端的状况，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软暴力”在这里变成了实打实的暴力权，在对角色的认知中，狱警实际上认为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权力，而实验负责人则要求他们自制，这无疑是一种矛盾，也注定了实验在暴力下走向失控的命运，狱警一方面要释放这样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数的劣势让优势阶层常常更容易产生“受害妄想症”，倾向于过度的回应被压制团体的行为。本片将原始素材进一步放大，到了最后，双方水火不容，暴力的失控范围甚至扩大到狱警们将实验人员劫持，最终，暴力升级成一场内斗，一场小型的“战争”，狱警们以维持秩序为名行使暴力，却最终导致了秩序的失衡，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讽刺。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角色权力落差形成的秩序，它在稳定的表象中蕴含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以或者激烈的方式形成秩序再造，或者渐进的方式形成改革。在片中，莫瑞茨作为囚犯一方，是一个刺头儿式的搅局者角色，他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开始了最激烈的反抗，他显得更加清醒，也显得更加迷茫。实际上，每个团体中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刺头儿，他们最先被权力压制，也同时促使人反思。同时，在本片渲染的氛围中，我又很难对莫瑞茨产生美国大片孤胆英雄般的敬意，因为，如果他被编入狱警组，他恐怕将变成如片中狱警组那个暴虐的头目一般的角色。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记者采访一个6岁小学生，“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答，“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呢？”，孩子答，“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如《死亡实验》中的角色设置引发的极端情况毕竟是个案，而如这则新闻中表现的角色认知才更值得深思，不只是这个小学生，民间中，对于官员的认知恐怕都已经有了类似的状况，于是，一方面，我们痛斥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带着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一旦在其位，行为很可能就遵从这套认识守则。类似的角色守则的实际认知异化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它可能腐蚀更大程度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让无数个体的“人性”汇总的社会性导向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5e2c03d16af20bda562c8469.html

   五年前，视听课上老师放了一段录像——‘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实验对象的访谈录。昔时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已然青春不在，面对镜头对改变他们一生的实验感触良深。在社会心理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道路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它们为一些群体和某些个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人性中不堪面对的角落，揭开我们内心恶魔的面纱。
    Das Experiment恢复了当年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模样，只不过是由德国人来演绎美国人的故事，顺便插入一小段浪漫爱情故事以此与惊惧、恐怖而冰冷的实验形成明显对照。故事从研究机构向社会招募实验小白鼠开始，记者和军界派人潜入实验冒充实验对象。来应征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不论何种理由，4000马克的报酬显然非常吸引人。实验开始宣布监狱规则，看似简单易行，只要狱警与囚犯共同遵守，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拿着钱轻松走人。第一天貌似友好的过去了，Day2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然后情形一天天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电影末尾，幸存下来的囚犯和狱警在停车库或站或坐，神情冷漠，眼神呆滞无神，镜头颜色冷清，气氛诡异而伤神，哀伤之情达到顶峰。直至字幕出现前，海滩和情人之间的微笑才稍稍缓解一下紧张、恐惧的身心。
    整部片子平铺直叙，镜头简洁，色彩干净，情节不动声色却又丝丝入扣。片头为观众展现了普普通通的实验对象，然后随机分配的角色让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个角度想，如果记者和军人扮演了狱警的角色，他们会不会变得同样暴力？当人们开始掌握权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有多少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蓬勃暴涨的欲望？谁能遏制心中恶魔逐渐变得强大？站在囚犯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经历过被孤立的时期，谁能在高压之下保持自己的风格和见解？谁敢逆风行使，矢志不移？狱警们非常聪明，当他们发现暴力不能辖制77号时，开始惩罚其他囚犯，让其他囚犯来胁迫77号，起到间接控制他的目的。当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开始受利益驱使而分化时，谁能够抵抗沉默螺旋带来的压力？所有这些问题，不到遇到真正考验的那一天，是没有谁敢拍着胸脯给出肯定答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恶魔，它可能爆发，也可能屈从变为懦夫。当我们无法根除这个恶魔时，只能期望世界上的监狱越来越少，狱警的权力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囚犯也能够树立重新生活的信心和信念。
    最后，希望看过这个片子的人都做一下深呼吸，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时学会一件事——当你无法抗争时，千万不要继续做无益的抗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极尽可能脱离这个环境——飞越疯人院！

  这个片子并不出名，在google上只找到一篇简短的介绍，但我还是固执的把它作为连日来第一个推荐的电影。

  故事从一个帅小伙开始，他叫莫瑞兹，现在以开出租车为生（怎么俺打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帅气的司机呢……）。有一天，莫瑞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心理研究机构在招收试验对象，给的钱很多，于是就去试试。

  这个心理研究机构似乎很有钱的样子，他们找来20个人，12个囚犯，8个守卫，给每个人不少钱，让他们在一个酷似监狱的地方进行模拟坐牢试验。目的呢，简单的讲，就是研究人性，准确的讲，我也讲不出来乐。

 莫瑞兹被抽在囚犯组，第一天，12个犯人和守卫相安无事——大家都明白，为了钱来的嘛，犀利糊涂的过两个星期，拿钱走人，至于试验，那是次要的事情。

可一点小冲突，让守卫组不是那么爽，只是因为其中一个囚犯喝牛奶过敏，而监狱的规则是，给什么食物，要全部吃完……那个没喝牛奶的囚犯显然破坏了规则，也让守卫组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他们第二天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结果显而易见，谁也不是吃素的，你对我不敬，我对你更不敬，囚犯们开始有不满情绪，接着，冲突一点点升级……直至流血，直至死亡。一场试验演变成一场惨痛的悲剧。

   自始自终，镜头都是对准了监狱逼仄的空间摇晃，却一点不觉得闷。情节的推动也非常流畅，这个是我一个外行对技术的一点理解，他们很棒。

  至于故事呢，可说的太多了，还是希望有时间大家自己找来看看。

  一个设定的角色，一个虚假的身份，虽然众所周知一切都是虚构的，却仍然让一些人投入了。看起来可悲，展开来想，却也入情入理，谁说我们现在的角色和地位就是永久的？可我们不投入吗？不见得啊！

  就那么小的空间里，就那么二十来个人，本来是场游戏，却让人性的两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想出这个试验的博士很牛，他被杀了，拍出这个电影的导演也很牛，但电影并没出名。

 

没有看过《路西法效应》这本书的话可能看电影会显得没有这么有趣，如果看过做这个实验的教授本人写的这本书，再看电影就像在看纪录片一样，而且会带着很多疑问，看起来更具探索性更有意思。

这部电影开始看时觉得有点弱，因为原书中实验的对象全是大学生、研究生等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平日行为良好的人，这样可与后面的残暴做对比，但电影里则各行各业都有，因此前后人性产生的对比不强。但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是对当年现实实验的一种延伸预测，在角色上假设了如果是各行各业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在实验可能性上特地安排了教授出差留下不可控的局面看看会发展成什么样，而不是像现实中津巴多教授4天发现试验不可控就停止了。这些改编都是一种探索，不全是为剧情好看而编。

我看到总体给的分只有8.1，也许是跟观者观看的心态有很大落差造成。因为如果把它当成是一部惊悚电影来看显然不够惊悚，把它当成战争片来看又没有大场面也没有枪林弹雨，把它当成监狱故事来看它也不是真正的监狱而只是个实验。

要真正理解这部片子其实要从津巴多当年的那个实验开始，而津巴多做这个实验是为了解答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好人是如何变坏的？“在这个实验中，无论这些人原来是什么身份，当他们穿上制服，他们就是狱卒和犯人，在这种情境下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身份谋求更多的尊严，矛盾因此而起。不管他们原先是否认识、品格有多高尚、性情有多温良，只要他们被代入这个身份中，他们就被这个身份所左右。

影片唯一的瑕疵似乎是男主角的女友，她看起来总像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只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必须在一部探讨真理的电影中加入点缠绵爱情。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路西法效应》这本大书，你也可以找开卷八分钟的视频梁文道在里面有详细介绍，足以帮助你了解此书。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观看此片会更能投入其中。

   这学期上心理电影欣赏课，本来以为很轻松，没想到写作业那么痛苦...唉~~昨天刚搞定一篇，今儿又布置了一个，深刻的东西很难用言语表达，就写些感受吧。上次看的电影是德国的《死亡实验》，话说是根据真实的实验改编的，看完之后被震撼了许久，推荐大家去看看，生活是需要时不时的被刺激一下，引发点对生命的思考。

   《死亡实验》是根据真实的实验改编的电影。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电影中的实验是从社会上招募年轻人自愿参加，以4000马克的重金作为报酬。20个人12人当囚犯，8人当狱警，短短的几天时间，一出出不可思议的剧目轮番上演。

    看完之后，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人本身的性格缺陷会在特定的环境下被放大，使人性变得更加的扭曲。实验的第一天，那个前“猫王”扮演者的狱警在熄灯以后突然又找77号起来做俯卧撑就是一个例子。导致他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是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冲动、心胸狭隘、锱铢必报，身份认同意识的不断加强使他意识并利用手中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成为推动他实施报复的加速器。77号法赫德白天为不喝牛奶的一个囚犯出头，让他很没有面子，他的性格使他必须要报复。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只是个小心眼的人，偷鸡摸狗的事也没少干，即使不在这样特定的环境，我想如果有人这样冒犯他，他依然会以牙还牙。而狱警身份带来的权利让他有机可乘，环境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环境的不断恶化使他的性格愈加扭曲，成为伯瑞斯的帮凶，最后甚至企图强暴女研究员。

    在这些狱警当中有一个性格最为乖张甚至一些变态的“首领”，伯瑞斯。他和法赫德是两个对立组织的中心人物，也是整个矛盾爆发的焦点。由法赫德带领的一系列的集体挑衅行为引发狱警利用水管羞辱他们的事件中，就暴露了伯瑞斯的冷酷和卑劣。随后法赫德故意激怒他，又间接引发了看守们逃开研究人员的监督，对法赫德进行了残忍的身心上的报复。伯瑞斯这个人的性格本身就充满了缺陷。从电影中可以看出，他孤僻自我、冷酷残忍，他的臭味让他的受到别人的嘲笑和排挤，内心既自卑又狭隘。这样特殊的环境，不断激化的矛盾更加剧了他性格的扭曲和变态，他对狱警团队的煽动和施压，最终衍生出一系列侮辱囚犯的恶劣行为，拖走犯了错误的囚犯的床垫，让人在水泥地上睡觉；作为侮辱，一些囚犯被迫裸体，被贴上嘲讽的话，被关进恐怖的黑箱子等等。

   还有一个人物的性格是对特定情境因素的反抗，就是那个从事教师职业的狱警巴什。他是另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本身的性格善良温和，拒绝暴力行为，但在那样的环境中，在群体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服从并参与了第一次报复法赫德的活动，但是他十分的后悔，性格中的善一直抵抗着外界的恶。在之后帮助法赫德传信的事件被伯瑞斯发现并报复的时候，他脆弱的内心也终于濒于崩溃，最后善良老实的他居然残忍地打死了一个狱警。他的悲哀是在于他有善良的品质却没有强大的内心，性格中的软弱反倒被特定环境利用，成为导致他悲剧发生的帮凶。

   通过这样一个实验，我们看到人性的脆弱和无助，影片残忍的呈现了人性是怎么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性坚强的一面，法赫德在黑箱子里的不懈斗争足以给我们巨大的震撼，在那样黑暗狭小的空间，任何一个人的内心都会受到巨大的考验，如果一个人的意志不够坚定，性格不够坚强，是不能挺过那样恶劣的环境，精神脆弱的人估计已经在里面窒息身亡了。这又让我想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片段，安迪也是被罚一个月的面壁监禁，只有一扇小窗可以看到些许光亮，在黑暗的世界忍受独孤，抵抗内心的挣扎，人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服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安迪所说的“Hope is a good thing.”只要有希望，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一定能坚强的挺过去。对法赫德来说，对女友的爱，对朋友（那个被打伤后绑住的人）的承诺，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都是他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们通过这部影片不应该只看到人性的丑恶，更要寻找到积极的力量，而这种强大的力量也同样来源于平凡的人性。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在特定的环境中我们依旧可以破浪而出！

当看完这部电影后，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这是一部女权主义惊悚片儿嘛。无论是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好，剧本中借题发挥的“死亡实验”也好，其实都隐含着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女性角色的缺失或边缘化，当然，后者被处理得更具戏剧性。

是的，戏中只有两位女性，而她们是制止男人帮滑入毁灭边缘的唯一外在阻力。而这两个角色的处境，也象征着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处境—— 不是被排斥在外部，就是被奴役在内部。

一，女博士朱塔。她最早发现了囚犯异常的情绪表现，并且几番提出及时干预以及必要时终止实验，但是急功近利的“学术权威”杜恩教授一再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在关键时刻离开监控室，从而一再错失了遏制事态的时机。
（朱塔被凌辱甚至差点遭强暴的情节，更进一步渲染了女性在男权暴力下“被侮辱与受损害”的角色。）

二，女猪朵拉。她的焦虑和介入成为扭转局势的重要节点，她态度强硬地声称“如果见不到我就报警”然后闯进了实验场，并且最后以令人齿寒的冷静开枪打伤了一名狱卒（这个设定……额……）。
（真实的斯坦福实验，受试者同样是清一色的男性，而实验的结局，据说也同样是因为一名“狱卒”的女友对实验中的反人道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呼吁警方干预，这才使得实验提前终止。）

莫瑞兹与朵拉互相思慕的镜头，充满了点到为止的性暗示，并且处理得静谧而温柔，俨然是一个男-女互相依存的乌托邦。这个YY世界穿插于紧张残酷的制服男与真空男的监狱斗争中，构成了强烈反差。

风波平定的一幕，镜头借代了某位伤者渐行渐远的视野，他看到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穿着犯人的囚服，另一种穿着狱卒的制服（充满了隐喻），他们互相搀扶，脸色惶恐，身上沾满血迹。正当观者极度压抑之时，镜头倏忽一转，画面呈现的是莫瑞兹和朵拉静静地比肩而坐，鲜果佳酿、天空海阔，就像创世纪的第六天，上帝刚刚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他们在伊甸园里袒露着身体，单纯而快乐。女性角色的回归，暗示着从地狱到天堂的距离。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地狱，嗯，那个充满了制服男与真空男、手铐和警棍的监狱世界里。我们的问题是：这场游戏应该如何挽回？如果回到实验开始的时候，假如让77号与伯瑞斯先生身份互换，结局又会是怎样？

我不得不摘引亨利·梭罗在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的这段话：

“大多数人对于政府是这样一种情形：他们主要地不是作为人，而是把自己的肉体当作机器为政府效劳。他们是常备军，自卫队，狱卒和警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论价值判断如何，不论道德意义怎样，开动自己的脑筋是不行的。人们只能自己等同于泥土，木头和石块；也许，造一些木头人也同样能干好这些事。这意味着对人的尊重还不如对待草人或对待一堆垃圾．他们的价值跟马和狗相去无几。”

——在这个监狱游戏里，很显然，这段话无法成立。我们看到以博瑞斯为首领的狱卒在这场游戏中完全玩出了感觉、玩出了状态、玩出了创造力——倘若他们果真是木头人或者机器人，情况倒会好得多，不幸的是，在特定的压力下，他们沉湎入被暗示可以无限制获取权力的妄想中，规则的维护者以更凶险的方式扑灭了规则，即便是在真实世界中，这也不是孤证。显然，亨利·梭罗的观点，遮蒙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

罗尔斯关于无知之幕的比喻，充分描述了一个人因为陷入特定的社会角色而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而克服的方法，朴素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地进行换位思考——假如这道幕布揭开，你发现自己是一个身着制服、手持警棍、腰别镣铐的狱卒，而你又确信自己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人，那么，当你面对着重刑犯的威胁和挑衅的时候，怎样的反应才不算是过分的？当你信息匮乏并且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的时候，你能否保证，你能够比伯瑞斯们保持更多的理性和克制？如果让你参与规则的制定，你希望你维护秩序的权力被限制到什么程度？

今天的思考题是，写一篇命题作文——《如果我是城管》。字数不限。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

　　1968年流亡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服从的机制。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机构有关。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他加入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同盟之外的人则是不重要的。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受害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这意味着确认了“施害者”和实验员（实验机构的代表）之间的一种同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互相团结，哪怕这种联结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受害者”被放在被动的、承受的一段，是一个行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很容易和“物”相混淆，他们的人性要求、人性素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系统所提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组织”的成员所要负责任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世界或者其他人。在“组织”中他获得力量，有了意义，离开“组织”，他一事无成，化为虚无，或许还十分容易沦为“受害者”那样的“客体”。那么，努力争取“组织”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效忠于“组织”的程度。他越是把自己交给“组织”，把自己抵押给“组织”，看起来他就越安全，越保险。到什么程度才能表明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组织”？就是他把自己的良心道德都切除了的时刻。对于所做之事，他本人不需要对此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既然“组织”上让这样做，是善良是邪恶这样的问题，便是由组织上来担保的，最终的责任也是由组织来担负。他本人的兴趣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加快完成“任务”的步伐，机智、有效地完成各项指定的动作。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施害者”把道德的安全阀都交给了实验机构。
                                    ——摘自《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