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隔离中偷了半天闲，开始看这部心仪已久的纪录片，一发而不可收，竟一气看完了五集。

社会上提起北大，第一印象总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但也有副作用，对于北大学生，偶有“眼高手低”“浮躁”之类的负面评价。

但是，北大学生也有“刚毅坚卓”的一面。这是西南联大的校训，也是北大唯一有校训的一段时期。

在昆明，联大师生头顶上是日机轰炸，脚底下是尘土飞扬；穿的是从北平、湖南带过去的旧棉布袍，吃的是混杂了砂石、稗子、糠皮、老鼠屎的“八宝饭”，住的是40人一间的茅草顶“大通铺”，经常还要靠两条腿“跑警报”。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还是完成了学业，成为中华民族新的脊梁。不必说他们中有多少两院院士、各大奖项得主，也不必说他们未来的成就和贡献，仅仅将中华文脉传承下来这一项，就是莫大的功劳。

印象最深的，还是田曰灵教授回忆自己在联大化学系做实验：用煤球炉子加热，手舀水槽中的水做冷凝。不过这部纪录片对联大理工科师生教学科研情况的介绍还是太少，不得不说是美中不足的憾事。

如今的条件，与当时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理应更当好好珍惜。而我前几日、前几年的表现，着实有愧“刚毅坚卓”四字。汗颜。

1 17年的《无问西东》热映，让"西南联大"突然闯入大众视野，引发一圈热议。 之后，央视推出了更为详细的纪录片：《西南联大》。 纪录片全5集，刚一播出，就在豆瓣拿下了9.3的高分。

很多人都知道西南联大很厉害，但到底有多厉害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都遭受波及，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甚至直接被日军炸毁，家底全无。 同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传来密谕： 在未来的九年中，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柏苓，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三常委的身份，共同领导这所战时联合大学。

这三所国内一流顶尖大学，开始“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陆路完全徒步，要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水陆也要绕道越南，然后进入昆明。 这所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战时联合大学，被称为：西南联大。 它将三校的精英师资整合在一起，也将全国各地的精英学子汇集一处。 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八载，弦歌不辍，这是在全国抗战中，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八年时间，入学8000位本科生和研究生，但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可见考试之严格，教学之严谨。 虽然毕业人数被腰斩，但他们却代表着中国顶尖的学者水平，放眼世界范围，也是一流的。 从这3882名毕业生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奖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位人文大师。 在那个时代，联大的物质条件和教学条件都极度贫乏，但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赞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2 西南联大的厉害，不仅仅在于它带出来的这批学子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它之所以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最关键的原因是在于它所开创的联大精神。 在梅贻琦、蒋梦麟和张柏苓的带领下，整个联大充满了民主，开放、活跃向上的气氛： 学生和老师之间针对某个见解打辩论，互相论证； 老师和老师之间，也会出现各开同一门课，拿出看家本领分享真知灼见，吸引学生去听课，甚至教授之间也互相旁听； 教师做学术也有极大的自由，上课讲什么、怎么讲，全都由老师自己决定，他们自己注重创新。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2个字：自由。 是的，是自由。那时候的联大，让众人知道，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教授们不仅传道受业解惑也，更是身体力行，培养出学子们刚毅坚卓的文人风骨。

这种“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的筑成，同梅贻琦、蒋梦麟和张柏苓3位的早年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归来任职清华校长。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梅先生多次和清华教授多次筹商，配合国家抗战，做出一系列准备： 清华在湖南长沙筹办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 在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 在南昌与航空学校共同进行航空工程的研究实验。 在梅先生眼里，知识分子们更是要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力量配合抗战、与国家共存亡，用科技兴国、保留民族文化血脉。 蒋梦麟在《西潮》中记载，当年他在日本留学，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甲午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看着游园的几万盏电灯照耀如白昼，他却孤零零站在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不禁泫然涕下。 1908年夏天，他参加了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深造。在那里，他某天领悟到了：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 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院，选教育为主科，星星之火，也要燎原。 张柏苓则是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通济”轮上服务时，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 “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再教育。创办新教徒，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41岁的张柏苓，辞去天津南开中学校长职务，赴美考察私立大学，研修心理学、教育行政学、近代教育史。他希望在天津亲手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与欧美的著名大学一试高下。 于是，后来有了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 3位校长的经历，是融进了他们的骨血里，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周围的教授们，教授们再逐渐影响了学子们，这才有了被众人赞誉有加的联大精神。

3 那样的时代，民族生死存亡，国家风雨飘摇，3位校长同心合意，共创联大自由民主开放的校风。 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争权夺利，因为大家只有一个利益，就是国家利益。 他们求学兼治学多年的学识、眼界和胸怀，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一腔热血，都是促成这八年联合到底的关键。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 三个学校联合，有一个象征意义，象征着在国难当头，在面对着外敌入侵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再有多少困难，都要克服，最后要把它联合到底。 这其中当然不容易，心酸亦难以为外人道。

正如蒋梦麟给胡适信中所写：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棍打死。

但字里行间，仍能品出他在“大我”面前牺牲“小我”的那份气度和胸怀。 八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不但是教育史上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 校长和教授们的学识眼界，让他们能突破人性的桎梏，在艰难的境遇里彼此退让包容。 不但让他们自己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绝地反击，写出多部旷世巨著，开创国内某些无人涉足的学科先河，更是为民族培育出一大批顶级优秀的人才。 西南联大是当时从军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曾有大批的外语系学生紧急参军做翻译。那时候日本人想要切断云南和越南之间的交通线，当局商议后决定支援，有些学生随军在越南参战，把生命留在了越南的急流边和丛林里。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联大学生查良铮还将自己的从军经历写成诗句《森林之魅》： 在阴暗的树下 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 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联大培育出来的这批学子，不仅在抗战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中坚力量，让中国的科技和文化水平迈向世界一大步。 古往今来，无论在哪个时代，读书都是改变命运的利器，对个人是如此，对民族国家更是如此。 人生总有一些迷雾要靠自己去穿越，人生总有一些低谷需要自己去跨过。而学识、眼界和格局，是下好人生这盘大棋的关键所在。 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小学的时候，除了课本之外，也会读很多课外书刊，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大学，大学的前两年，我的业余时间几乎也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那个时候，我哪里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新媒体行业如新星般升起，我又哪里会知道我居然可以靠写作码字这种“不靠谱”的职业富养自己，成为写作培训师，开新媒体公司等等。 但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些读过的书，不仅仅让我在写作上有了更扎实的根基，更是影响着我人生的走向。 那些书籍里启发给我的智慧，成了我人生的财富，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影响着我的做事思维和格局，甚至让我在很多低谷里，召唤出绝地反击的勇气。

在那个物质匮乏、硝烟弥漫的年代，在边陲云南这样的地方，聚集了沈从文、闻一多、冯友兰、吴大猷、朱自清、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等等时代大师，在短短八年多办学时间里，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许渊冲、邓稼先、汪曾祺等等影响了中国科学文明发展进程的大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无论从办学经验、管理模式、硬件设施等和如今高等院校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却能有如此成就，怎能不令人自豪，怎么能不让人为如今的学术生态感到痛心？

我最大的感受一是“纯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在纯粹地做学问，纯粹地享受求知的快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去学习去做研究并不会带来诱人的利益，尤其是西南联大那个偏远又恶劣的环境，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筛选，筛掉了那些把求知作为获取利益财富手段的人，留下了真正做学问的人，把求知作为目的的人。而这种内心的动力带来的能量是巨大的，叠加上这些人本身的天赋，自然会成为领域的佼佼者。

而现在学术之路充满了弄权敛财，充满了黑幕钱潜规则，利益诱惑面前又能容得下几张耐得住寂寞的书桌？现在社会里并不缺乏纯粹的人，也不缺乏有天赋的人，而二者兼具的人少，而兼具二者又能不被追名逐利的劣币驱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二是“信念”。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年代会激发人们心底的爱国情怀，激发人性之善，在那种带着悲壮热血的氛围里，个人的得失会让位于国家的兴亡，这种信念带来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会给人道德上极大的满足和精神上极大的振奋，由此激发的能量也是远远超过和平年代人们所能够企及的。

“爱国”、“抗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深深根植于心中的信念，那是特殊时期独有的情感连结。现在的焦虑内卷是我们面临的时代特点，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国家民族这种宏大的叙事会被消解，甚至现在大家开始怀疑婚姻的必要，连小家都顾不了，个人能好好活着已经很难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过去那种信念实在是过于奢侈了。

三是“自由”。西南联大的成立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之举，相比于现在并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管理条例，顶层设计，也没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这些看起来都是弊端，但这些恰恰给了西南联大师生们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教授们不需要费时间精力去写一堆没多大意义的材料申请各项课题，写一堆注水论文去增加影响因子，更不会压榨学生去做一些琐碎烦劳的任务，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研究，可以把时间精力放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可以与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像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师居然会亲自一字一句改一群本科生写的文章，会扎扎实实备课，为学生准备甚至亲自抄写书籍，这种事情放在现在真是难以想象的，高校教师里能重视教学任务的不多，在大多数人眼里上课只是附带的，“做课题”才是正事，学生更像是员工，美名其曰给锻炼的机会其实无非是廉价劳动力）。而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完成基本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评奖机制、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比赛、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整个氛围虽然艰苦但是是自由轻松的，大家都在为自己想学有意义的东西努力，那而不是为了一些外在的东西卷死对方。现在，高校的建设已经趋于完善，这种完善的体现就是建立了高效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官僚体制——这并非只是政府的行政制度，而出现在每一个有管理需求的地方，学校也不例外。这套体制铸造了“现代的牢笼”，在给管理带来高效、执行力的同时，也会让学校呈现出机器的特征，而学校中的人——老师和学生则会出现“非人化”的特征，人变成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第四是“战争与和平”。动荡充满危机的时代会激发人类本能中的原始冲动，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比如抗战时期高涨的民族激情和爱国热情，是面对共同敌人被激发起的群居性动物认同感归属感排外性的本能，亿万年进化里刻在DNA里的领地意识和面对恐惧的应激反应，爆发出了和平时代难以想象的力量。

特殊时期带有正义性质的显性困难和稳定时期具有内耗性质的隐性困难。比如抗战时期学者们面对的是战争的威胁、生活的动荡、科研条件的艰苦等物质现实层面的困难，这些困难会筛掉那些将科研作为手段谋取其它利益之人，留下真正钻研学问的纯粹之人，而这些人对真理的追求、对救亡图存的信念和在纯粹钻研时获得的满足能战胜物质上的匮乏。而如今稳定的时期，学者们面对的是学阀派系、行政事务等非学术性任务、非升即走等各类外部考评机制，还有要对抗各种诱惑等等带来的精神层面上的困难，这些困难会让一些真正想要钻研的人望而却步、被劣币驱逐或看清真相后无奈放弃，而留下了一些善于驾驭规则达成自己目的之人，坚持留下来想要做研究之人要么常年坐冷板凳，要么在与制度抗衡中消耗太多精力，很难成为大师。

在动荡时期依靠的是人，需要的是打破、创新、革命；稳定时期依靠的是制度，需要的是规范、维持和稳定

西南联大的奇迹是由一个特殊时期，一群特殊的人共同铸造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处于当下的我们，剧中那个时代的情怀、精神会感染我们， 成为我们内心的力量。但我们也不得不认清，这个时代和当年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土壤，奇迹原本就是小概率事件，现在更是难上加难的奢望。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运行法则和规则，无论是选择遵循还是挑战，走主流的道路还是选择少有人走的路，都要放弃幻想，认清现实，接受代价。

这里曾经存在过的，是真正的浪漫与自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在炮火的洗礼下，在战争的摧残里，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遭受炮击，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甚至直接被日军炸毁，家底全无。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决定南迁。 在昆明，西南联大诞生了，它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建的，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成立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陆路完全徒步，要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水路也要绕道越南，才能进入昆明。也可以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3000多名学生里，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住、171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南开的张伯苓、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陈寅恪的双眼、费孝通的书稿、邓稼先的原子弹、沈从文的写作经，李政道的求学生活、汪曾祺的美食记忆、许渊冲的铮铮铁骨……故事在那里发生着。 纪录片一共有五个部分 八音合奏 刚毅坚卓 大学之大 火的洗礼 嘉荫长留 热泪盈眶，唏嘘不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的背景：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7.9.10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7.31结束。 2.闻一多的牺牲，教授的清苦生活，物质贫乏但都刚毅坚卓。 3.许渊冲，王希季，汪曾祺，刘缘子，邓稼先，杨振宁等学生的生活，学生宿舍条件之差，40人挤在一个房间，食物物质匮乏，但学生门活跃上进开放思想丰富，以及学生眼中的老师。 4.从无到有创造：金岳霖从无到有创造了哲学系，查良铮：从抒情诗到见过中国大陆的生死贫穷后，诗歌有了泥土味，写下从军生涯《森林之魅》 5.西南联大和云南：从产生的不适应，相互嫌弃，扫带给云南的变化：研究了云南的气候植物农作物矿产少数民族，开设西南联大师范学校，附小附中等，改变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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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绝不是空想，而是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是一所真实存在的大学，它就是——西南联大。

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

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当下的决定在未来看来是对还是错，但是我相信，哪怕陈寅恪、梁思成、穆旦们知道了日后的结局，哪怕重新站在历史的分叉口让他们再次选择，他们也一定不会做出有悖于正义与良善的选择。

因为，他们必定会始终坚守大学之精神，恪守大师之风骨。

《西南联大》是一部历史、人文系列纪录片，讲述了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故事，展现了联大的永恒魅力和那个特殊战争时代中人们的伟大的精神力量。

以第三集《大学之大》为例

第三集《大学之大》的讲述方式是板块式的，五十分钟的时间里，分成了许多不同内容的板块。从各地学生颠沛流离地到来到学校生活到对许多的教师的回忆到那些出色的学生们的贡献与精神再到最后的回忆，每个板块的讲述都十分生动有趣。本纪录片的许多手法都十分生动，比如黑白的绘画、老场景的现代还原、实物资料（照片、视频）、采访等，还原了历史，也拉近了观众与那个时代那些人的距离。在第一个板块，从外文系学生杨苡的求学经历为开头，再讲述其他学生各自的颠沛流离的故事里都运用到了许多手法，因一些实物资料的缺少，许多场景无法用照片等来展现，于是本片很好地运用到了黑白绘画，黑白的颜色更加接近照片的质感，通过绘画来还原，很好地填补了实物的缺少，配合上解说，极大地增强了真实性，在杨苡阐述自己去往西南联大的路线时，每当讲到某一城市，画面都会有照片资料，还有在地图上重现学生的路线，这些手法都有很强的真实性效果。本片的采访片段十分丰富，采访的大量运用可以使影片增强权威性与真实性，且采访对象都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更加利于叙事。本片讲述的另一大方法就是运用到了大量的真人采访，再根据他们的陈述来进行剪辑使讲述更加真实生动。比如他们谈到教室的样子谈到曾经被臭虫咬以及谈到曾经的老师们，对于一件事物或一个人，都通过了不同人的阐述然后加以剪辑来展现，使曾经的联大生活更加完整展现，也使闻一多、吴宓等教授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本片还有一大亮点，就是解说词。一般的纪录片解说词几乎都是制作方编写的，而本片很好地利用到了实物资料，也就是文字记录，是来自于那些联大学生的文字回忆。有的来自回忆录有的来自散文集。如当描写到联大文学系时，解说词里便运用到了汪曾祺先生出自《人间草木》的文章《西南联大文学系》，因为我本人看过所以十分熟悉，解说词，配合上画面的寻用，如闻一多先生的照片、闻一多先生的黑白色绘画，也如沈从文先生的笔记等，通过这样的画面加解说的叙述方式，将一个画面、一个人物可以刻画地相当淋漓尽致，闻一多先生的知识面之广，教书的认真，沈从文先生的幽默风趣。更加重要的是真实可信，因为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本片的叙述手法还有现代的实拍等，叙事手法十分丰富是本片最精彩也最吸引人的一点，在《大学之大》这一集里，完整又令人可信地完成了叙述。本集名叫“大学之大”，也许并没有十分明显、明确地告诉观众本集就是在讲西南联大这所大学有多大，而是十分隐晦的地表达。当你看完时，你会清楚地感受到西南联大的人物之多，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本集没有偏心地记录了西南联大物理系、机械系、外语系、文学系、政治系的学生教授们，隐晦地展现出主题。除此之外在本集的后半段，讲述的是来自联大的学生们的未来。从杨振宁和邓稼先的故事开始，再到结尾结束，这一段里的内容有邓稼先成为中国科技事业的核心、来自西南联大两弹一星元勋的介绍，到后面还有文学系外语系学生的著作等，体现了联大学生的创造力之强，贡献之大，也进一步展现了“大学之大”，很好地展现了本集的主题，同时也表达着一整部《西南联大》的共同主题：对于联大的永恒的魅力与强大的精神力量的赞扬与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