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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可能是每位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他们至今仍在谈笑风生的演绎如何杀人
前年香港青旅和老板闲聊时，安利一部2013年香港电影节公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关于印尼华人大屠杀，“看完就知道为什么香港电影里偶尔会有那些印尼华侨的片段”，去年有位高知亲戚也推荐了这部。春节开始，想拉小伙伴下水，看过简介后都哈哈拒绝，不忍更不敢。
中午看完发呆了一小时后上IMDB，想知道世界各国的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决定花三小时写篇影评而放弃去影院看《阿拉丁》。
努力控制个人情感，让文字不带种族仇恨和个人偏见，只讲述电影本身和他的历史背景来写下这篇文字。
英文名叫《The Act of Killing》，是一部2012年制作的纪录片，讲述印尼九·三〇事件。该片在国际各大影节提名、获奖无数，更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
一、 历史背景，苏美冷战时期下的九·三〇事件。
影片里提及的“共产党人”泛指共产党员、华人、左翼人士、反独裁人士、知识分子和农民。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兼总理的苏加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被倾向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村民。“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色土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被屠杀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呢？影片里提到的，一年内100万，清洗运动结束后250万。
本片主角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印尼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安瓦尔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安瓦尔述了他的故事，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印尼五戒青年团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
二、美国导演没拍出来的，持续三年的大屠杀从起因到实施到后续都有外力的介入。
英国
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例如，BBC报导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
美国
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托的军人与情报人员。美国记者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
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三
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奥本海默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听闻他们的故事，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背后的原动力。
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时，起初选择从受害者角度讲述这段历史，当用镜头对准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时，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奥本海默开始寻访苏门答腊省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着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教父》，会学习影片里杀人手法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四、影片里的表达
影片里屠杀者、支持者、各领域政要，包括国会议员、部长、副总统给gangster（流氓）的定义是free man（自由的人），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政府不便出手直接清洗，免遭国际谴责，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会分子、流氓。他们在印尼国家电视台接受专访，像国家英雄一样接受赞誉。
安瓦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一直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他皮肤黝黑，满头银发，戴一副眼镜，喜欢穿着西服，像极了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带着两个小孙子在家门口喂鸭子，小孙子把鸭子的一只腿弄伤了，他对小孙子说：你应该跟鸭子说对不起。从他现在老年时的样子猜想，他当年应该是一个挺帅的青年。有种很温馨的画面，儿孙膝下，热爱生命的错觉。
而这位老人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他是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主义者”的一名刽子手，他，一个人，杀了一千多人。影片一开始，满头白发的老人步履阑珊带着导演爬上一幢大楼楼顶。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他带着笑意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随后，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惬意跳起了恰恰舞。
影片中其他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他们（印尼五戒青年团）仍都在谈笑风生的讲述当年“英勇事迹”，强奸妇女、儿童，并当享乐般对着镜头说“那时候我们就是法律，可以随意强奸、杀戮他们，如果让我碰上十四的女孩，那将是她的地狱，我的天堂。”
四十年，早已过诉讼有效期，他们都没有被起诉，他们至今仍掌权。
影片中，当下的印尼社会对华人的仇视与蔑视并未随时间消逝，他们仍公然勒索华人，而华人敢怒不敢言。
五、电影后续
奥本海默2014年推出续作《沉默之像》。
一户人家讲述了自己的儿子被谋杀的场景。而谋杀他儿子的人就住在街道的另一边。直到今天依然权力在握，没有人敢于去追究他的责任，也没有人敢于去杀了他报仇。在官方的报道中，侩子手成为了英雄，而英雄，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说。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实又消于隐匿。
不知道我们能为这些华人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得知道曾经发生的这段历史，别遗忘了它。
2 ) 恶人之恶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3 ) 无论天国还是人间，邪恶始终是制约正义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30万华人在异国他乡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一部反映印尼苏哈托时期930事件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金像奖。尽管这30万华人都已入籍印尼，但仍旧是与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
这是奥斯卡对中国的贡献，美籍导演的作品。 无论是在天国还是人间，邪恶始终都是制约正义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假如这股力量不复存在，正义便无立锥之地，或者正义也将沦为邪恶。
4 )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給台灣的教訓
…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那是一片混亂。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
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
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
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
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
Adi：你是這麼認為的？我可不會。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
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目的是…
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
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
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
兩人相視大笑…
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
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這很正常的，不是嗎？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憤怒。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甚至不讓我結婚。這一切需要被糾正。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
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
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
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
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一直殺到亞洲街。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
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
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
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是誰啊”。...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但他還是去開門了。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之後就沒聲音了。他們把他給帶走了。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
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所以，我記得很清楚。這不可能忘記的嘛。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那時我還很小。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
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不是因為我們害怕。主要是形象問題。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這是歷史問題。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
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不是賠錢了？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美國人殺印第安人。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懲罰他們啊！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
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
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難道，我犯了罪？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我希望不會是。我不想要遭到報應。Joshua…
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
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導演是否殘忍？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
5 ) 壓迫者劇場: 創傷才是普世的
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
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
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
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
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6 ) 应该如何认识纪录片，以及对影像本身的力量如何看待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今年看过最震撼心灵的一部纪录片，片中片的形式让纪录本身带上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透着一股荒诞的喜感，既黑色，又讽刺，当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刽子手一边演绎杀戮本职，一边演被杀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内心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价值观扭曲到悲哀。★★★★
扭曲，病态，荒诞而夸张的形式让残酷可怖的事实变得飘渺和模糊起来，纪实还是戏说，估计着连主创们自己都已经忘了。
鱼嘴前方的柔光舞蹈段落犹如神助般充满残忍的荒诞、天真的存在主义哲学、真诚的扭曲，那么不可置信不可理喻，这群当年的屠杀者坦然无谓地、几乎虔诚狂热地自导自演了一部“非虚构纪录片”，叫人不寒而栗；就形式来说很独到，“真实”“虚构”间的模糊化，也无就此片讨论道德观的必要。
四星半，牛逼闪闪又让人觉得很悲伤。戏中戏，刽子手自编自演，荒诞诡异。毫无悔意，或者自欺欺人，最终戴上金牌勋章，被自己恶心得吐了。多么震撼而让人不寒而栗的价值观，多么扭曲的人格和政权。
沉闷
刽子手演绎当年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在时空交错中恍惚了人性的归属。导演很厉害，影片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成片还是有些混乱，不够流畅。
她们从巨大的鱼的身体里走出来，然后欢歌跳舞。
一个西方人才能拍到的题材，但认知较肤浅，且导演功力不够，实属浪费。导演剪辑版凌乱松散。
《“他们对谎言上瘾”》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 - 电影最诗意的场景是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
表演欲如此强烈的人……最后那段干呕会不会太假了点？
看来刽子手有点文艺追求是好事，起码他们会有倾吐思考的追求。PS：真想替导演重剪一遍。。。【8】
看完就一句话，印尼这个国家完蛋了，全部是一帮疯子和变态掌权，全都不是人。
可看性略差，但实验性太牛逼了
杀戮即罪恶，权力即道德，忏悔必得换位而心有畏惧。真相并非都是正确，判定的宏观与微观又如何跨越。表演为虚构，但演出者和事件为真实，act结束后的欢庆在虚实交错间人性一览无余。纪录片总让观者愤怒与反思却无能为力，当事人依旧在自己的运作轨道里延续。人种和文明确有优劣之分。
野蛮民族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是灭绝人性的，敢说要是共产主义上台这国家照样不死几百万人都不甘休。耶和华的镜头下怪诞出生于暴世，简陋搭景上每点夸张的演技源自心底的兽性与麻木。恐怖场景，虚假的血浆，搂着孙儿观看爷爷受刑的片段，教导孩子善待小动物，干呕在刑场里，迎接他的是浮夸的天堂与仙姑。
導演明明意識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他在訪談時說的：犯罪者沒有認罪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失去權力被迫認罪，他們仍是既得利益者）卻沒拍到或者剪輯出來，僅止於人性反思階段，略遺憾
横竖睡不着，点开历史的U盘来看，每种主义都写着——杀杀杀。杀人狂是天堂电影院放映员，最爱的演员是阿尔帕西诺。杀人狂是水晶琉璃收藏家，保护湿地和水鸟。杀人狂是女装大佬变装皇后粉红色的火烈鸟，排演恐怖秀艳光四射。他们通过大鱼嘴从马孔多穿越而来。导演拍了一堆索多玛的素材，却没能剪成一部《族长的没落》，沦为一场豚鼠的实验，像猴子贪吃蜜糖调的人血。应该把《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剧组和《暴风骤雨》里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关在一起炼蛊。相对于《华氏911》，这种纪录片才应该获金棕榈大奖
事件本身真的很可怕。导演很吃得开，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纪录片自身还是有点混乱。
杀人狂魔曼德拉重演历史换位思考忏悔录。
导演是共谋